唐朝流行的景教是今天的，论唐朝景教的兴衰

服装百科 | 2024-06-28| 5

1. 论唐朝景教的兴衰

丝绸之路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命名，但是它并不仅仅限于丝绸贸易，也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它是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发展成熟而产生的，它是商人、僧侣、使者等共同推动而形成的，它涉及政治、经济、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所以说历史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单一的。

一、丝绸之路是什么路

丝绸之路在隋前期有两条路，到了唐朝时期变成了三条——北道、中道和南道。大体是西出敦煌，东到葱岭以东的中亚和欧洲国家。

我们说了两千年的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路？是商品的交换还是文化的交流？

丝绸之路是 2000 多年来中国与西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条大动脉，曾极大地影响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它和后来的新航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能够带着每个时代的人们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一条纽带。在此路上既能满足商人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能满足人们开拓视野的文化需求，它既能输出本民族的文化，同时也能够学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

1.此路有商品

丝绸：丝绸之路最初交易的商品就是丝绸，唐朝前期与突厥和回鹘的绢马贸易很流行，而交换之后的丝绸多数又被运往大食、东罗马、印度等地。

纸张：一般认为纸张是12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印度的，其实在公元751年高仙之与阿拉伯人的怛罗斯战争中，唐朝士兵被阿拉伯人俘虏，那时造纸术就已经传入西方了。

农作物：中国的樟脑和肉桂由祆教徒传到波斯，生姜和麝香也是此时传到波斯的，再由波斯传到阿拉伯世界。

马匹：马匹是中原交换的主要商品，除此之外还有菠菜、金属器、象牙、犀角、熏香等等。

2.此路有文化

科学技术：流入中国的历法最重要的有《七耀历》和《九执历》，这两部历法均来自于天竺，主要在民间盛行；唐朝的医药、农作物用具、以及制陶技术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在丝绸之路的帮助下开始传到中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对印度、阿拉伯等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宗教艺术：西域等国家在接受唐朝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对它唐朝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唐朝对“胡风”产生浓厚的兴趣，学胡俗、穿胡衣、听胡曲成为唐朝流行的事。从以上的列举可以看出来，丝绸之路上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交流，科学和文化在丝绸之路上同样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章开头所说的“世界史观”，在丝绸之路上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或者去区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它是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二、丝绸路上的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在大唐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河西走廊上成群的牛羊，随风响起的驼铃声，绵长而悦耳的音乐声，华丽而细腻的大唐服饰，神秘而令人心生向往的佛法，河西走廊给世界带来了一次美妙的邂逅。

1.波斯乐器——筚篥

中国古代称为“筚篥”的乐器，是丝绸之路中最具代表性的吹管乐器之一，这种双簧管乐器起源于古代波斯，经古代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被称为龟兹乐者，就包括有筚篥的演奏。

敦煌是域外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前沿，敦煌石窟壁画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存，筚篥出自于敦煌壁画上，至今仍存在于京津冀地区民间音乐当中，这一文化的引入跨越了两千多年，至今仍可觅见踪迹，今天冀中笙管乐的主要乐器之一管子，亦即筚篥，

中西音乐文化经过长期交流、融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它是以中原音乐为根基，渗入本土音乐，吸收西域音乐的硕果，经过历代的传承改进后飞入寻常百姓家。

2.丝绸的文化交流

由于中国丝织品轻巧便携，刺绣精美豪华，格外受到外国统治阶级和贵族欢迎，且价格昂贵。为了牟取暴利，中外商人乐于通过陆路长途贩运丝绸，从而促进了中国丝绸持续不断地销往海外各国。

在国外的古籍中，多次提及古罗马帝国贵族对中国丝织品的喜爱和追捧。中国与罗马的丝编贸易必须依赖中亚的安息、印度等国商人的连续转手买卖，由于商人顾及利润及沿途高昂的税收，丝织品运到罗马后的价格堪比黄金。

因此,只有罗马的统治阶级及贵族才拥有中国的丝绸，凯撒大帝就曾身穿丝编长袍看戏,引得在场贵族的羡慕,埃及艳后克里奧帕特拉年也十分喜爱穿丝编服饰。为了购买稀缺的中国丝织品，罗马甚至陷入经济危机。

到了唐代丝绸之路时，丝绸更是远销海外。除此之外，丝织品还出现了文化回流的现象，丝绸时由中国传出去的，传到其他国家和当地的织品相融合形成新的产品，又与当地的本土文化融合，在丝绸上添加了新的图案，经过这些文化的融合，新品丝绸又传回中国，因布匹上的图案与中国本土图案大异其趣，新品丝绸又在中国形成了新的风格。

3.佛法的传播

西北陆路“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与宗教传播的大动脉。摩尼教、佛教、景教、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等都在“丝绸之路”沿线双向交流，特别是佛教的传播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逐渐演化为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

隋唐时期军事力量加强，对西域的管理也远超前代，羁糜州府、县制和地方自治的管路政策为西域商人来华奠定了基础，栗特族就是其中最闪耀的经商队伍，栗特族为唐朝的商业贸易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栗特族来华经商时因路途遥远，过程艰辛凶险，往往要带着伟大的佛陀来保佑商队的安全，但是栗特族开始信仰的是摩尼教和祆教，栗特传播的佛法当中有中亚特色，为中原的佛法带来了新血液。

聪明如栗特人，有研究表示栗特人在最开始是信仰摩尼教、祆教的，进入西域后吸收本土文化，开始逐渐信仰佛法，因为唐代佛教繁荣发展，有佛法的庇佑使得经商更为方便。善于经商的栗特族客观上担任了汉族佛法西传的使者。

粟特人留下了许多重要佛教文献，中亚东部发现的粟特语佛经几乎都是从汉地转译的。中原内地的佛教翻译最初主要是由域外胡僧主持进行，这其中，入华粟特胡僧的功绩不可磨灭。

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兴衰对佛教有着深远影响，西北是印度、波斯佛法传播的必经之路，此时的佛法传播与以往不同，是西北人民自发的传播接受佛法，抄写佛经，铸造佛像。

佛法在此传播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是具有明显的印度佛教、犍陀罗佛教和西域佛教风格，保持了印度和西域佛教的基本特质。其二是回流性特征，这是因为西北的特殊地理位置，西北地区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结合的地区，文化具有开放性，在吸收西方佛法的同时，与当地的汉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新的特色，以另一种形态回传到西方国家。

栗特人担任了陆路丝绸之路上的佛法传播的重要使者，在文化的长廊中，文化的传播和接受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当然这其中也有文化的碰撞。总而言之，在文化的传播交流过程中，既是汉族文化的更新和传播过程，也是外族人民接受和回传汉文化的过程。

4.文化传播的特点

文化传播的特点之一是文化的回流性，中原汉文化传播后再域外会有一个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就像丝绸回传到中原后，在衣物上增添了许多新的图案，像骆驼和忍冬花等，并且为中原所接受。

其次是本土化特征，文化传入不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融合，汇展现在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信条等方面，通过传承成为地方性文化。是人民大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一种生活文化状态。

文化传播的双向性特征，各民族的文化一般都是你有我无的状态，这样就形成了文化的传播的态势。很多的发明是很难由单一的民族产生的，都是多民族文化融合而成的，中原文化的对外传播还有外域文化的流入，都显示了文化传播的双向性。

总结

实际上,“丝绸之路”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指中国汉代通往中亚和印度间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

丝绸之路上不仅有兴盛的绢马贸易，还有隽永的文化传播，它是中原和外域文化传播的重要咽喉，中原丝绸、衣物设计以及佛法文化对中亚和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欧洲的建筑、音乐以及本土的宗教也传入中原。

世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漫长的文化融合历史，而丝绸之路就是承载这部历史的重要承担者之一。

2. 论唐朝景教灭亡的原因

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武宗灭佛，祆教、景教等一批外来宗教相继消亡，原因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宗教离不开政治，仅因武宗一纸诏书，祅教即灭绝是解释不通的。祅教在中国西北，乃至内地的逐渐消亡，根本原因是其宗教特殊性造成的。

祆教在华传播中不重视培养汉人骨干力量，未能适应当时代的中国国情，不能完成传播的本土化导致了其最终消亡。

3. 简述景教传来唐朝和在唐朝发展变迁的基本状况

1、景教，即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景教起源于今日叙利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431创立，在波斯建立教会。景教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成为汉学研究一个活跃的领域。

2、聂斯脱里为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主教，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二位”，在东罗马被视为异端，被绝罚出教会。一部分追随者逃至波斯，得到波斯国王保护，成立独立教派，与摩尼教、祆教共同形成波斯当时的三大宗教，流行中亚。

4. 唐朝景教消失的主观原因

确凿的征据是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所说的景教就是基督宗教聂斯托利派传入中国的称呼。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景教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从波斯到长安，译经传教盛极一时。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令废佛，景教也受牵连，在中国内地消失了近400年。

5. 景教在唐朝发展的情况

唐朝后期历史简介

　　1、军事：唐中期以后唐玄宗穷兵黩武，用募兵制逐步代替了原来的府兵制。这样一来，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各地节度使的权力也随之膨胀，这导致了地方武装割据局面的出现，这是安史之乱的直接祸根。

　　唐后期，全国有四五十个藩镇，各藩镇节度使都拥有军队，少则数千，多至10万人。如河北三镇牙军，长期父子世袭，互通婚姻，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形成桀骜不驯的骄兵集团，动辄发起兵变，驱逐将帅，或支持节度使窃地割据，反抗朝廷，危害极为严重。

　　2、统治者：唐玄宗可算半明半昏的皇帝。而唐肃宗以后基本上都是昏君。对功臣猜忌，对拥兵者姑息，对财物贪得无厌，唐德宗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昏君。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他信赖宦官，本人却被宦官推倒，以宦官权力大于皇帝为特征的唐后期就此开始。唐穆宗、唐敬宗是驯服在宦官手下的两个皇帝，他们只要求奢侈放纵的生活得到满足，根本不关心朝政。唐文宗有心铲除宦官，结果被宦官监视，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自称受制于家奴。唐宣宗自恃有智术，察察为明，相信自己的见解一定都是对的。他的意旨，只许群臣顺从，不许违反。唐僖宗专事游戏，政事全部交给田令孜，呼田令孜为阿父。唐僖宗任意耗费财物，敢出面反对的人，一概交京兆尹杖杀。宰相以下朝官，没有人敢说话。到了唐昭宗，倒是壮志不小，为时已晚，无力回天。

　　3、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自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由盛而衰，内乱外患，接踵而来。大大改变了大融合的和谐局面。安史之乱靠回纥的协助，方得平服。中原自己逐渐无可用之兵，外族势力愈加强大。回纥与吐蕃相继扰乱西北内地。西南的南昭，唐政府也感到无从应付。大唐天可汗的藩属实际完全丧失。

　　更有甚者公元763年(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大军占领了奉天(今陕西乾县)，兵临长安城下，吓得代宗仓皇逃到陕州避难。结果唐朝首都长安不止被吐蕃攻陷而且吐蕃人还立了伪皇帝，他们把唐宗室广武王李承宏立为皇帝，作为自己的统治工具。唐朝和吐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割地卖国条约——《唐蕃清水盟约》。

　　4、唐中宗时宦官开始弄权，人数多至千余人。唐玄宗更信任宦官，即帝位以后，人数渐增至三千余，穿紫衣(三品以上)、绯衣(四品五品)的就有千余人，有些得三品职位，职权远远超出内侍省的规定，朝官的职位开始被侵夺，不过，一般是武职，妨害还不大。自唐肃宗时起，宦官权力一直在上升，侵夺官职的范围也一直在扩大。宦官统率神策军，尤为工商杂类大开仕进的门路。到唐朝后期，皇帝的废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自从杀唐宪宗立唐穆宗以后，对皇帝有废、立和生、杀的权力。皇帝在宦官操纵下，有些完全驯服，有些不甘屈辱，想夺回已失的实权。朝官也是这样，有些明显依附宦官，宦官拥有这种权力，被当作既成事实为朝官所默认。

　　唐朝后期历史介绍

　　大唐衰落

　　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此时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藩镇割据的形势已经形成。

　　唐代宗时，刘晏改革盐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唐德宗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税。唐德宗还力图平藩，但是引起朱滔、李希烈、朱泚叛乱。结果发生奉天之难。战争持续了5年，最后虽然朱泚和李希烈等败死，但是唐朝却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从此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化。

　　元和中兴

　　自此以后，唐朝有吐蕃、回纥、南诏等外患，内有宦官掌权，禁军兵权甚至皇帝的废立都由宦官决定。节度使对地方有独立于中央的管理权。唐德宗死后，经过了顺宗的过渡阶段，然后由永贞内禅而受宦官支持的唐宪宗登基，依靠禁军的兵力令全国所有的藩镇至少名义上全部归服唐朝，史称”元和中兴”。

　　会昌中兴

　　宪宗末年，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亦越演越烈，使宦官更加得势。牛党、李党相继执政，史称“牛李党争”。

　　唐文宗在太和九年(835年)与李训和郑注等发动甘露之变，密谋诛杀宦官失败。甘露之变而后，宦官团结一致;群臣唯有借藩镇兵力对抗宦官权力，埋下残唐时藩镇和宦官的直接冲突。

　　唐末农民战争形势图文宗死后，唐武宗继位，建元会昌。武宗在宦官仇士良的拥立下，经过派系斗争而继位。由于拥立武宗的宦官仇士良鉴于朝廷派系林立，不得已给武宗亲自处理朝政，武宗重用李党首领李德裕，削减仇士良的权力。武宗一连串振兴朝廷的政绩，史称会昌中兴。武宗重视道教，禁止道教以外的佛教、景教等。故在佛教史上列为三武灭佛的其中一位称号武字的君主。又称为会昌灭佛。

　　宣宗之治

　　唐武宗死去后，唐宣宗在宦官的协助之下继位。未即位前的宣宗表面上是容易被宦官利用的君主。但即位以后励精图治。一改唐武宗的封杀佛教政策，再次尊崇佛教。

　　再次衰败

　　宣宗之后，唐懿宗与唐僖宗是著名的无能之君，使唐朝的国势一直走下坡。唐朝后期，战争不断，经济政治衰退，唐宣宗大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时唐朝疆域。中十三年(859年)爆发唐末农民战争，经过黄巢的打击，唐朝统治名存实亡。经过黄巢起义后，把唐朝的基础打破。而宦官所管理的禁军也损失过重，所以宰相与宦官争权不断。黄巢之乱后，唐僖宗在唐末的动乱中死去，由弟唐昭宗继位。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形势

　　残唐灭亡

　　而朱温与李克用成为唐末的风云人物，在朝廷各树党派，在朱全忠的支持下，宰相派胜利，朱全忠入宫尽诛宦官。天祐二年(905年)，朱全忠大肆贬逐朝官，并全部杀死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史称白马驿之祸。唐昭宗被朱温毒死。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逼唐哀帝李祝禅位，改国号梁，是为梁太祖，改元开平，定都于开封。唐朝灭亡，立国共290年。

6. 唐朝考课制度发展的原因

进入帝制时代以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汉魏六朝时期的察举制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察举制时代面临的问题是有条件出任官员的人数有限，察举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科举制时代的问题正好相反，随着门阀贵族的衰落、文化知识的普及，有条件有资格出仕任官的人越来越多，而能够安排的员阙却是有限的。所以，科举制及各种配套的官员选任制度的目的是，除了选拔国家治理需要的人才外，还在于淘汰或黜退大量的有任官资格的人。因此，如何引入竞争机制就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

　　在唐代选官制度中举和选分离，宋代以后，举和选逐渐走向合一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的竞争机制，首先体现在考试选官的制度之中。考试选官的原则确立于隋唐时期。以往人们一般强调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在考试选官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唐代的铨选更能够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因为在唐代选官制度中举和选分离，举指科举，选指铨选。科举只是获得出身的考试，而获得出身的途径，除了科举外，还有门荫、流外入流、军功授勋和其他杂色入流等。无论何种出身，要出仕任官，都必须经过吏部或兵部的铨选。即使是任满待选的前资官，在重新出任职事官时，也同样需要经过铨选考试。铨选是所有人进入官僚队伍的必经之路；或者说，不论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得出身，所有出仕任官的人都必须通过铨选来选拔。

　　宋代以后，举和选逐渐走向合一，科举及第者很大一部分可以直接出仕任官，考试选官的原则在科举制度中就得以实现。考试选官的核心精神就是优胜劣汰，以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为原则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最基本的竞争途径。尽管自科举制诞生以来一直到科举制的终结都存在着家庭背景、人际网络、权钱交易、个人喜好等因素对公平竞争原则的冲击和干扰，但是，以考试成绩定去留的基本准则是无可动摇的。科举选官制度是中国帝制后期社会流动的根本途径，也是保持社会活力或全体社会成员进取心的基本动力之一。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解决的只是出身的问题，是在初次入仕任官的环节上设立的竞争机制，对于已经进入官僚体制的大量所谓“前资官”来说，在他们升迁过程中如何进行有效的竞争，既是保证选官公正有序的需要，也是选拔人才的需要。中国古代选官思想中强调“为官择人”，就是选拔符合岗位需要的人担任相应的官职，而不是“为人择官”，不是为了安排人而选官。如《周礼》就说“官不必备，惟其人”；西晋刘毅在《九品八损疏》中提出，“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则成，失其能则败”；唐太宗更是明确指出要“量才授职”、“用人如器”。如何才能做到“为官择人”，如何在客观上选拔出符合岗位需要的人才，在主观上排除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就成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的关键问题。总结隋唐以后选官制度和选官实践的发展，在保证选官有效竞争方面，大体有以下一些制度和措施。

　　出身途径的多元化

　　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出身，成为唐宋以后选官制度中的所谓“正途”。但是，由于科举考试自身存在的局限，尤其是考试内容和录取标准趋向于程式化，最终发展到所学非所用的境地，这就使得科举考试不能满足选官的需要。历代都在科举选官的同时还开辟其他的入仕之途。如唐代的入仕之途包括门荫、贡举和杂色入流，宋代的入仕之途包括科举、荫补、荐举等，明代则有“三途并用”之说，荐举为一途，进士、监生为一途，吏员为一途。多种出身途径并存，意味着在取得任官资格的起点上就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科举录取名额有限的背景下，保证了等待在官僚队伍门槛外有足够多的候补人员，给获得科举功名者甚至已经进入官僚队伍的人以有形无形的巨大压力。

　　举荐不仅是出身途径之一，也一直是获得出身之后官员升迁的重要途径。不过，要使保举在官员选任中真正发挥作用，前提是社会风气良好，人们推荐出于公心。然而，自从隋朝废除长官自辟僚属之制而实行所有官员都由吏部统一任免之后，举荐与铨选就从此兴彼废逐渐走向彼此配合。能否获得高级官员或知名士人的举荐，成为选官制度中的又一种激烈竞争。

　　常规选官与特殊人才选拔途径的区分

　　常规选官主要是指由尚书吏部主持的铨选，有一套完整的规程，并逐渐发展到按照资历甚至纯粹按照年资来授任官职。唐宋时期有《循资格》，作为选任官员的法令依据，循资原则普遍运用。唐代的《循资格》规定，“凡官罢满，以若干选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选，高官少选，贤愚一贯，必合乎格者乃得铨授。自下升上，限年摄级，不得逾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不能一概否定按照资历任官。这种做法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防止投机取巧、钻营趋竞，使一般循规蹈矩之人能够获得平等的机会；同时又严格限制了每年参选的人数，避免了铨选过程中的混乱。

　　但是，如果完全按照资历来选任官职，势必会造成因论资排辈带来的贤愚混杂，也限制了优秀人才的进取，从根本上违背了“为官择人”的准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唐代开始就在探索实施一些选拔特殊人才的有效途径。一方面是对官职进行分类和分等，将一些具有特殊要求的重要岗位单列出来，通过各种特殊的途径和选拔方式来加以选任。如通过平判入等对于铨选试判成绩优异者加以特别任用或破格提拔，通过设立科目选突破资格的限制，特设一些难度大、录取要求高的科目，让那些还没有达到参选年限的选人应选，成绩优秀者予以破格任用，以体现择优的原则和精神。通过特殊途径选拔非常人才的做法一直到明代还在实行，所谓“舍法循资以用常才，而科目则以待非常之才焉”，即通过学校教育选拔常规人才与通过科目选拔特殊人才相结合。

　　强调资历的常规选官与贯穿择优原则的特殊选官相结合。一方面，平常之士自有常选，循资授任，按照任官的年限逐级上升，尽管升得很慢，但只要没有罪愆，都是有升无降，保证了官员选任的秩序和程序公平，也使人不绝仕进之望，有利于稳定官僚队伍；另一方面，对于需要较强决策能力和杰出领导才能的高级官员和各部门领导人员，则通过不限资次、不限选数的各种特殊途径加以选拔，使真正的才学之士不致因停年限格而老于下位。

　　考核制度逐渐严密，竞争条件日益严备

　　出自《尚书·舜典》中的“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意思是指黜退昏愚而晋升贤明的官员。随着考课制度逐渐公文化和程式化，年资和考绩成为获得升迁资格的基础。宋代有所谓“磨勘法”，将年资和考绩结合起来，出身和资历凌驾于政绩、功效之上，通过一次磨勘就等于积累了一重资格，为下一次升迁攒下了资本。这种做法一方面使竞争有序化，同时也使竞争贯穿始终，并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官员们希望与压力并存，尤其是压力无处无时不在。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强调培养与选拔并重，除了学校培养之外，还特别强调地方行政历练。唐代提出了“不历州县者不拟台省”的原则，宋代以后，科举及第者要升任高级官职就必须具有地方工作历练，地方历练成为选官竞争的主要条件之一。这项制度一方面硬性要求中高级官员必须具有地方任职经历，解决了内外官流动的滞碍，另一方面又为任职基层的优秀人才提供了升迁的机会。事实上，自宋代以后，中央的中高级官员和地方长官，大都具有长期的地方任职经验，这使他们成为能够适应各方面工作的通用型人才。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进入仕途的前提是科举及第，这又使其具有了较完备的文化素养和较高的知识水平。在此基础上，复合型官僚群体得以形成。

7. 论唐朝景教的兴衰与发展

景教，即唐代正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景教起源于今日叙利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431创立，在波斯建立教会。景教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成为汉学研究一个活跃的领域。唐朝时曾一度在长安兴盛，并在全国都建有“十字寺”，但多由非汉族民众所信奉。

　　景教始创人为聂斯脱里（Nestorius， 380年~451年），一说指他生于叙利亚，他提出“基督二性二位说”，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而非授予耶稣神性，因此反对天主之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