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藏于

公元1625年，中国农历乙丑年，生肖牛年，属明朝天启五年。以下是1625年发生的大事。

1625年

公元1625年，中国农历乙丑年，生肖牛年，属明朝天启五年。以下是1625年发生的大事。

大事记

天启五年（1625）正月，后金军取旅顺，游击张盘、都司朱国昌等战死。盖自辽土失陷，惟金州东监海盖，南近登莱，游击张盘以孤军据其地，而兵力单弱，退保旅顺。后金兵来芳，张盘力战死，朱国昌阵亡。

1625年2月，丹麦在英、荷、法支持下，以援助德意志新教联盟为名出兵德意志，占领卢特城。

世界上公认的第一份报纸广告，是乔治马赛休写的一本书的介绍，刊登在1625年2月1日的英格兰《每周新闻》封底下部。

1625年4月28日（后金天命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改名盛京。

1625年5月，西班牙殖民者在今天的基隆（原名鸡笼）社寮岛登上了台湾，在这里修筑起圣·萨尔瓦多城，把鸡笼改为特立尼达，把海湾称为圣地亚哥。

1625年6月18日，查理一世召开第一届议会，在征收吨税和镑税等问题上同议会发生冲突。

1625年7月25日，西班牙殖民军攻克了一个由荷兰军队固守的要塞布列达。

1625年9月，华伦斯坦率领新组成的军队离开捷克北上，与渡威悉河北进的提里的军队配合，共同反击丹麦的入侵。

1625年，是岁，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碑立于建中二年（781年），全高约2．80米，宽约0．85米，厚约0．16米。碑文颂扬景教在中国传播流行盛况。

行宗室限禄法

明后期，宗族繁衍，人口日多，致禄入不敷分配。天启五年（1625）五月，江西御史田珍疏陈限禄一法，以万历四十八年见给之数禄银二十万六千为额，根据各府宗室多寡均定，除亲王本人定额外，以人数为准，日后子孙增多，止在原额内均支，要在禄支不滥。遂实行。

各地饥荒

天启五年（1625）六月，延安大风雪三月。济南飞蝗蔽天，秋禾荡尽。是年大饥，致人相食。

石三畏追论万历三京察

魏忠贤逆党御史石三畏于天启五年（1625）七月上疏，追论万历辛亥、丁巳、癸亥三京察，首劾李三才、顾宪成、曹于汴，并及赵南星、张问达、王象春等。七月二十七日，熹宗命将已死者追夺诰命，见存者削籍为民，而将三次京察被罢黜的人酌量擢用。

柳河之败

孙承宗督师辽东，拜马世龙为大将，领兵居中防守，驻卫城。天启五年（1625）九月，有降敌生员刘伯镪自后金归，声言锦州四王子兵不满三百，可遣师往取。马世龙信之，遂调前锋营副总兵鲁之甲、参将李承先领兵渡河。然所调水兵游击金冠等大船不至，渡河仅以小渔船，往返不能多载，喧闹四昼夜，致使后金发觉，伏兵掩击，明军败北，死者四百余人，二将战死。言官交章劾奏，严旨切责，令戴罪图功。

榜示东林党人

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御史卢承钦求媚魏忠贤，乃仿王绍徽《点将录》前事，上言：“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魏忠贤大喜，敕所司刊籍，凡党人已罪未罪者，悉刊名其中。

2.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原文

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了解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由笼统到具体的过程。

具体来说，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传闻为主的阶段、发展到以物品交往为主的阶段、最后发展至使者或商人交往的阶段。

这三个阶段虽然特色各异，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后面的阶段更包含了前面两个或一个阶段的内容。

从罗马历史的角度审视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交往，对我们重新评估古代世界人类的活动能力帮助很大。

罗马是通过战争发展起来的国家，经过三次马其顿战争，扩张至幼发拉底河畔。

公元前55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就职叙利亚总督，率军征讨帕提亚。据历史学家弗罗鲁斯(Florus)报导，在双方对阵时，克拉苏士兵就看到了帕提亚军队用丝绸织物制成的军旗。

（帕提亚——安息）

当恺撒在埃及见到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时，克利奥帕特拉穿的就是透明的丝织衣服。

据路加(Lucan)记载，这些丝线分三步制成：先经过赛里斯人的梳织，后由埃及的针织工人分拆，再经过加工制作使其薄透可见。

另据狄奥·卡西乌斯(DioCas-sius)记载：公元前46年，恺撒为了使罗马的观众免遭阳光暴晒之苦，将丝绸幕帘置于观众席的上面。数年以后，罗马人开始以使用丝绸为时尚，以至于在提比略元首时期，元老院只好诏令禁止男性臣民穿丝织服装，说丝绸毁坏了他们的声誉。此外，罗马政府还对妇女使用丝织服装作了严格的限定。不过，此令并未在罗马产生作用。这可以从当时人的以下记载中看得很清楚。

“更为惊奇的是，今人乃凿山以求大理宝玉，远赴赛里斯以求衣料，深潜红海以求珍宝，掘地千丈以求宝石。”

“据最低估算，每年从我们帝国流人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金钱，不下一亿塞斯退斯。这就是我们的奢侈风气和妇女让我们付出的代价。”

罗马进入安敦尼王朝以后，对中国丝绸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丝绸成了罗马市场上广受欢迎的商品。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Marcellinus)说：“从前，这种赛里斯布仅为贵族们专用，而如今最低贱者也能毫无差别地使用了。”

丝绸的大量输入促进了丝绸贸易的发展，从事丝绸交易的商人也随之增加。据《希腊铭文集》(CIG)记载：有一位叙利亚商人，名叫赫里奥多鲁斯(Heliodorus)，就在那不勒斯经营丝绸贸易；另据《拉丁铭文集》(CIL)记载：一位名叫Epaphroditus的叙利亚籍希腊人也在意大利的伽比伊(Gabii)镇从事丝绸交易。此外，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如第布尔和罗马城，也皆有专销中国丝绸的市场。

在中国的丝绸运往罗马的同时，罗马的商品也不断输入中国

其中主要有：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罗马东部行省的玻璃、亚麻布、珍珠、珊瑚和黄金。当然，也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的奴隶，他们常常被政府所遣的使者作为礼品送往中国。但从双方贸易的角度看，丝绸显然是最重要的商品。

丝绸架起了中国和罗马之间相互交往的桥梁。但在1世纪以前，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人员间的直接往来。罗马商人未能由陆路抵达中国，中国人也未能取道陆路直接到达罗马。他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全是由中间人，尤其是靠帕提亚和印度等地的中间人来完成的。

公元97年，甘英受遣出访大秦，成为第一个出使罗马的中国人。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汉朝使者没能到达罗马，那么罗马使者是否到过中国?

赫德逊认为：没有。他在其《欧洲与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在汉文典籍中毫无关于罗马臣民经陆路来华的迹象。”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罗马的商人曾于公元100年经陆道到达中国。有关这些事实皆保存于中国的古典史籍之中。

据袁宏的《后汉纪·孝和帝纪》记载：

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东(误冬)，西域蒙奇兜勒二国内属。”

《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也载：

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后汉书·西域传》再次把蒙奇兜勒贡献之事看做是汉和帝时期经营西域的巨大成就。范晔曾这样写道：

“(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

《后汉纪》《后汉书》上所说的“蒙奇兜勒”显然不是指“蒙奇”“兜勒”，而是指罗马属下的Mace-dones(今译马其顿)。蒙奇兜勒纯粹是Macedones的音译。从现有的材料看，他们应是第一批由陆路到达中国的罗马人。

此后不久，罗马的商人又从海路来过中国。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碡瑁……”

这里的大秦是指罗马帝国，大秦王安敦则是指元首安敦尼·庇乌斯的继子马尔库斯·奥理略(161－180年在位)。这是第一批已知的由海道来中国的罗马人。到三国和晋时又有罗马遣使到过中国的报道，这些都说明中国与罗马之间已经建立了直接的商贸关系。

丝绸在罗马帝国的流行，也促使大批商人到中国经商贸易。公元528年，杨街之记录了北魏都城洛阳的相关情况，描述洛阳南部

文化交流04

公元552年左右，东部罗马获取了用蚕卵养蚕的技术，查士丁尼曾向突厥人介绍过有关蚕之诞生以及做茧的过程。它把中国的有关信息带到了拜占庭，并将其保存于拜占庭的历史文献中。

隋炀帝时，西域诸藩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

至中国唐朝，由于国际条件发生变化，许多东罗马帝国的使者经陆道或海道来到中国。

据《旧唐书·拂秣传》记载：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

这些都是中国和罗马友好交往的标志。

除了正史中记录罗马使者访问中国以外，民间来华的使者也不少。大秦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是明证。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

基督教在中国长安等地立寺传教，这无论对中国宗教界，还是对中国文化、思想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古代罗马与中国是古代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大强国。它们的多次交往不但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且也促进了两大文明的发展。而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发展表明：文明要有所发展，就必须吸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这或许是世界多元文明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重要原因。

3.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现在我国哪一朝代?()

又称“世界考古史上四大名碑”，是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埃及罗塞塔碑、摩押碑、阿兹特克授时碑 

       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罗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摩押碑（约旦摩押碑）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太阳历石）并称“世界四大名碑”。

4.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现在我国哪一朝代?

“大秦”早在汉代便已出现，专指当时的罗马帝国，而唐朝人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则更常用“拂菻”一词，其本义为何，争论不一。

历史学家张星烺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主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列举了“拂菻”读音来源的多种说法，并称自己支持俄国学者的讲法，同时列举了其他证据，称“拂菻”的读音乃是来自对西欧“法兰克”人的称呼，后不断东传，便以此名代指西方，而专指强大的东罗马帝国。明代用于代指西欧国家的“佛郎机”一名，也源于此。在唐代，因罗马帝国一脉相承，“拂菻”和“大秦”之名，有时也混同使用。

此同时，大秦的基督徒出使唐朝，也并非空穴来风。宋朝编纂的资料汇编《册府元龟》中有记载，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五月，拂菻国王派遣“大德僧”来唐朝觐。当时，各国宗教人士统称为“僧”，来自东罗马帝国的大德僧，其人当为基督徒无疑。其实，基督教在唐朝，也颇有影响。

明朝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在西安出土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面清楚地记载了从唐太宗到唐德宗近一百五十年来大秦（东罗马帝国）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受唐王朝历代帝王尊崇而香火兴旺的故事。基督徒作为使臣出使唐朝，并受唐玄宗礼遇，也有它深刻的历史背景。

5.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翻译

确凿的征据是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所说的景教就是基督宗教聂斯托利派传入中国的称呼。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景教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从波斯到长安，译经传教盛极一时。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令废佛，景教也受牵连，在中国内地消失了近400年。

6.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全文

也字开头的四字成语较少，有：也未可知、也里可温，也可如此，也可如许。

也未可知，拼音：yěwèikězhī，释义：即还不知道、没法确定，引申为很难说、不一定、很有可能等等。

也里可温，是元朝人对基督徒和教士的通称。即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见的“达娑”﹐是袭用波斯人对基督徒的称呼。

也可如此，也可如许，释义：也可以这样的意思。

7.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价值

1、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刊刻于大和七年(833年)至开成二年(837年)，原石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时移至府学北墉，即现址。共有刻石114块，每石两面刻，计228面，650252字，内容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等12部儒家经典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2部儒经字样典籍，加上乾隆年间补刻的《孟子》，共计13经。《开成石经》是中华文化的原典，是中国历史上七次刻经至今保存最完整的一部，被誉为“古本之终，今本之祖”。

　　2、石台孝经

　　《石台孝经》碑刻于唐玄宗天宝四年(公元 745)，由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书写，李亨篆额。此碑由四块黑色细石合成，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唐玄宗李隆基的喜好隶书，师法《曹全》，书风丰腴遒丽，书法工整，字迹清新。人们通常称《石台孝经》碑为西安碑林迎客第一碑。

　　3、集王圣教序碑

　　刻于唐咸亨三年(672)，唐代僧人玄奘自西域取回佛经翻译完成后，请求皇帝为所译经文作序。《圣教序》内容即唐太宗所作序文，太子李治作的记和玄奘写的谢表和心经。玄奘的弟子怀仁和尚从宫中所藏王羲之墨迹中集字，历时24年刻成《集王圣教序碑》。传说由于内府墨迹字数有限，朝廷曾悬赏“一字千金”从民间重金征集所缺之字，故此碑又被称为“千金碑”。此碑摹刻精美，纤微克肖，书法“贵越群品，古今莫之”，成为后世学书者临习王体行书的楷模。

　　4、多宝塔碑

　　这是颜真卿中青年时期代表作，书风尚在初步定型成熟阶段，其结构平稳严谨、棱角分明，精密腴劲。字口方棱，笔划转锋清晰，起笔落笔明朗。用笔点画圆整，雄秀并厚，飘逸中透浑厚，与晚期的雄浑一脉相承。

　　5、玄秘塔碑

　　现陈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展室，由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书写，刻立于唐会昌元年(841年)，碑文记载了唐代高僧大达法师在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受到的礼遇和尊重。柳体书法以楷书著称与颜体齐名，字体以骨力劲健见长，瘦硬通神，人称“颜筋柳骨”，民间更有“柳字一字值千金”的说法。

　　6、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波斯人大秦寺僧景淨撰文， 呂秀巖書。唐建中二年(781)刻立於大秦寺，明代天啟三年(1623)出土，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展室。

　　7、颜勤礼碑

　　此碑刻于唐大历十四年(779)，宋赵明诚著《金石录》后便不知所踪，直至1922年10月才重见天日。由于常埋地下，未经加工修剔，所以最为接近颜书笔法。初拓本流传甚少。

　　8、曹全碑

　　撰书者不详，东汉中平二年(185)。《曹全碑》在汉碑中极富盛名，不仅因为刻石时间久远，保存完整，更因为其独树一帜的笔法风格。碑文秀丽典雅，简静雅和，清丽婉畅，章法整肃宁静，纵横行列，井然有序，用笔刚柔并济，藏多于露，圆多于方。与《礼器碑》前后辉映，乃汉石中之至宝。

　　9、道因法师碑

　　欧阳通书《道因法师碑》，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展厅。欧阳通工于楷，书得父法而险峻过之，父子齐名，号“大小欧阳”。

　　10、皇甫诞碑

　　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唐贞观年间刻成。此碑是皇甫诞之子皇甫无逸在贞观年间为其父追颂功德所立，为欧阳询早年书迹。此碑书法结构完美，骨气劲峭，法度严整，可谓楷法神品。

8.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内容

1300年前是公元781年8世纪。唐建中二年，皇帝是唐德宗。

公元781年，，建中二年。建中二年（七八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明天启三年（一六二三）在陕西周至出土。碑文为景教士景净撰，吕秀岩书，共一千七百八十字。记唐太宗时大秦景教从波斯传入中国，并在长安建寺度僧的活动和宣传教义的情况。碑下和两侧有古叙利亚文题名。此碑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9.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介

得益于唐太宗的支持，景教在长安周边兴建了许多教堂，这些教堂被称作大秦寺。与其他宗教不同，景教在唐朝走的是高端路线，景教信徒都是达官显贵。有资料表明，唐朝大将郭子仪就是一名景教徒。为了得到朝廷支持，景教还破例允许在教堂上悬挂唐朝历代帝王画像。景教、袄教和摩尼教被称作“唐代三夷教”。